何俊志 王伊景:从人大“个案监督”到“代表参与诉讼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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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试图从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入手,在归纳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的制度规范的基础上,考察两者之间从个案监督到代表参与诉讼的转换过程,透视转换的路径,并比较有本身做法的差异。最后,还试图通过有本身比较而分解出地方人大与同级法院关系的变化与不变之处,提出有本身解释有本身双重问提报告 背景的内在动因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地方人大;人民法院;个案监督;人大代表;诉讼调解

  [收稿日期]2010-08-50

  [作者简介]何俊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伊景,福建省泉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一、制度背景:作为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人大与法院

  结合宪法、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的相关规定,另一个人所有将广泛意义上的地方各级人大与人民法院的关系概括为表1所示的五个层面:

  结合前述法条介绍和表格归纳,对于地方各级人大与本级人民法院的关系,另一个人所有基本后能 能做原先的概括:两者的关系在总体后能 能概括为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要对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在监督层面上,另一个人所有还后能 把地方各级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细化为五个 多层次,即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人大代表作为成员而参与监督权的行使;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在常委会的组织下,人大代表参与一点富含监督性质活动。在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原先积极探索、创造了一点新形式和做法,类事,积极开展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形的检查监督,组织代表评议一府两院的工作,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的干部进行述职评议,还有以后个案监督和代表旁听庭审等。当然,无论在哪五个 多层面上,在法律所设定的上述关系中,人大均发生主动位,法院则发生被动地位。

  二、司法缺口与个案监督的兴衰

  在追溯中国各级人大开展个案监督的源头时,一般都不 将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辽宁省台安县三律师案的监督视为个案监督的肇始。肯能另一个人所有全部考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当年的具体卷入过程,就会发现,它的有本身监督并都不 主动作为,以后因三位律师的履职行为被控为包庇罪,以信访的形式申诉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才在常委会领导的支持下,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组建了联合调查组。[1]

  对于各级人大所开展的个案监督实践,初始案例实际上肯能暗示了它的启动机制。案件的最初来源,实际上是刚结速宪法第四十一根绳子 绳子 所设定的中国公民的两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肯能检举的权利。

  而宪法所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的监督权,又为公民向各级人大提出针对各级人民法院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架通了桥梁。

  有研究者原先将人大个案监督的来源归结为五个方面:被委托人或受害人上访的案件;人大代表提出的案件;人大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和评议法院工作发现的案件;媒体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上级人大常委会或领导交办的案件。[2]

  在上述来源中,不后能 人大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和评议法院工作发现的案件,才后能 在一定程度上算作是人大常委会主动提出的案件。当然,司法方面的缺口,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为人大方面的监督提供了卷入的肯能。肯能说在案件来源方面的主要体现的是地方人大以被动的土办法在卷入个案监督,不后能 ,宪法为地方人大所设定的监督权,以及人大制度自身的发展,则为一点地方人大的主动介入,提供了制度性的平台。

  正是在有本身背景下,有学者将地方人大实施个案监督的意味,归结为五个 多方面:一方面是司法腐败的日益严重呼唤完善监督机制,构成了个案监督的组织组织结构动因;被委托人面,人大权力的实现由立法权向监督权的转换,则构成了内在的动因。[3]

  实际上,还并能 补充的是,对于哪几种都不 以后享有法律明确授予立法权的地方人大而言,监督权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大权力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正因不后能 ,才会出显层级较低的地方人大对个案监督的所表现出的兴趣,要明显高于哪几种享有立法权的较高层级的人大。

  如前所述,个案监督的出显,是两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司法缺口与人大权力的实现途径。监督法实在 以淡化个案监督的形式抑制了地方人大以个案监督的途径来实现被委托人的监督权,却都不 随回会处里司法缺口。肯能说,监督法实在 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了悬在人民法院转过身的个案监督之剑,却都不 随回会消解人民法院自身所面临的不后能 大的双向压力:一方面是涉法信访的增多和司法权威的下降;一方面又是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法院工作报告之时否决票的潜在增加趋势。

  三、司法压力与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浮现

  从泉州市的两级法院所尝试的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发展历程中后能 看出,南安市人民法院在503年邀请人大代表参与法庭调解以后,直接带来的收益以后缓解了执行压力。在泉州市及所属的一点县(市、区)于504年刚结速引入代表参与法庭调解以后,505年泉州市两级法院的执行案件下降了500起,506年则下降了50起。此后,在泉州市两级人民法院从507年1月全部开展邀请代表协助诉讼调解以后,仅7个月的时间,代表就参与调解了598起案件,在其中已结的558起案件中,以调解和解后撤诉的土办法结案的都不 506件,占90.7%[4]

  在两级法院都铺开有本身新型的代表协助诉讼调解以后,另一个人所有则看多了由代表的参与所引出的更大威力。据统计,507年至509年12月,全市法院共邀请人大代表协助15057件案件的调解、协调,以调解和调解后撤诉的土办法结案的11212件,成功率85.9%.

  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调解都不 以后被广泛采用,是肯能它都不 以后拘泥于案件真相的查明和具体法律的规定,其灵活务实、高效快捷,是处里纠纷、化解矛盾的有效土办法,是我国的优良司法传统,也是我国的司法特色之一。[5]

  首先,邀请群众基础浓厚的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正是中国共产党所一再倡导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其次,邀请人大代表协助诉讼,后能 充分发挥另一个人所有熟悉民情、反映民意的桥梁作用,以有效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独特优势,使裁判结果尽肯能兼顾情理,体现公平正义相结合,法律情理相交融。最后,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还后能 弥补人大事后监督的欠缺、并为人大代表在闭会期执行职务开辟了新空间。[6]

  在507年初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代表协助诉讼调解设想以后,获得了泉州市人大常委会的大力支持。507年5月17日,泉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主任会议不但专题审议了中院关于邀请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工作意见,或者还决定由常委会办公室行文转发该意见,并要求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内司委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支持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做好有关工作。惠安、永春、德化等县人大常委会不仅转发了同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工作方案,还向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发出通知,要求尽力协助人民法院做好该项工作。有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领导甚至还深入到乡镇一级进行相关的动员说服。

  经人民法院提议,在同级人大常委会的支持下,法官和代表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代表与案件之间也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当然,在实践中,有本身联系在更大程度上说是有本身选折 性联系。就选折 的内容而言,首先体现出的是法院层级的选折 。中级法院要求把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重点放入基层,要求基层法院有点是发生矛盾纠纷化解第一线的人民法庭,始终把邀请代表协助诉讼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一项重要实践。二是案件的选折 。以调解的土办法处里案件的重点主要放入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执行过程中拟采用调解土办法处里或促成和解的案件,有点是涉及群体利益、并能 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人大常委会督办案件以及申诉复查和再审等案件。从各法院的实践情形看,哪几种案件的类型多数是纠纷处里后各方被委托人仍要在并肩生产生活或并肩相处的感情是什么 家庭、相邻权、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医疗损害等。

  三是代表的选折 。法院主要把负有维护乡村(社区)和谐稳定重责、身兼基层党支部负责人肯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等多重身份的人大代表,作为邀请协助诉讼调解的重点对象。意味是哪几种人大代表既熟悉相关的情形,又对被委托人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7]

  四、转换路径与模式比较

  后能 看出,无论是个案监督还是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其并肩之处都不 ,在社会经济发生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纠纷增多的背景下,司法机关自身无力有效化解指向它的各种矛盾,肯能说,是有关司法的矛盾溢出了司法机关之外。

  所不同的是,在个案监督时期,有本身溢出司法机关之外的矛盾流向了地方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以个案监督的形式,试图以强化监督的土办法,将矛盾化解与监督权的强化融为一体。在代表协助诉讼调解时期,人民法院则采取主动姿态,借助外力,试图将司法职能强化与获得人大常委会支持融为一体,将矛盾化解在司法机关之内。

  在同样的压力之下,这有本身联结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工作土办法,在结果方面就形成了有本身差异性的格局:个案监督带来的是人大与法院之间的有本身潜在紧张关系;二者携手开展的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则带来人大与法院之间皆大欢喜的局面。

  有本身途径的着力点都不 所不同。个案监督主要在事后进行;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则在事前就介入。就性质而言,个案监督属监督,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属协助。

  从而,两者的结果也就不同,个案监督后关越扎张,代表诉讼调解后皆大欢喜。实际上,肯能仔细观察,两者的主体不同,个案监督是人大常委会,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则是代表被委托人。

  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的有本身工作土办法的变化,最为集中的体现以后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角色变化。

  在个案监督时期,人大代表接受和提出的案件,是人大常委会实施个案监督重要案件来源之一。

  个案监督都不 以后引起一点学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批评,其土办法也正是一点地方出显了人大代表角度介入甚至影响案件审理过程的问提报告 。或者,在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过程中,人大代表则不但成了被邀请参与司法过程的对象,或者还在一点案件调解的过程中充当了主要角色。

  在海峡都市报所推出的9起人大代表成功调解的案例中,无一都不 由人大代表的调解而改变了案件的处里方向。当然,其中的五个 多差异的地方在于,并都不 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被纳入邀请调解的对象。在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中,另一个人所有看多的是,负有维护乡村(社区)和谐稳定重责、身兼基层党支部负责人肯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等多重身份的人大代表,是邀请的对象。从成功调解的案例中,另一个人所有实际上还后能 看多一点当地的企业家代表也是重点邀请的对象。

  另外,被邀请的对象以后仅仅是市县两级代表,以后富含了当地所拥有的、从全国到乡镇的五级人大代表。

  对代表身份的有本身选折 表明,人民法院所邀请的代表,都不 以后仅仅看重的是人大代表的代表身份,以后身兼人大代表、或者在地方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

  由此后能 看出,地方人大和人民法院在代表协助诉讼调解活动中对代表的倚重,并不后能 指向所有的代表,以后哪几种在地方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大代表。或者,成功调解的要决,或许都不 以后在于调解者是人大代表,以后仅仅是肯能哪几种代表在当地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被邀请的代表并能适当运用在当地的双重身份。正是有本身双重身份并能被代表们灵活地交替和合并运用,才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填补了法院自身的力量欠缺所留出的缺口。

  另一个人所有肯后能 自己归纳出,从个案监督向代表协助诉讼调解转换的角度动力,仍然来源于当前中国的人民法院所面临的诉讼压力的驱使。而与个案监督时期的法院所不同的是,人民法院刚结速变被动为主动,在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支持下,成功地引入了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大代表,弥补了人民法院司法资源的欠缺。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大代表的发生,正是人民法院的借力得以成功的重要依托。而有本身转换得以成功实施的功能性意味,则在于它并能获得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有本身各方面都乐见其成的现实功效。

  五、结论:中国地方人大与法院关系的变与常

  如前所述,从个案监督到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转换,显然肯能意味,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肯能在一点地方发生了新的变化。哪几种新的变化不仅体现为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在一点重要的工作流程上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